中國用了不到8年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近20年的電子廢棄物管理歷程，作為習近平主席倡導的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實現了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行業從無到大的“彎道超車”
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是國家為促進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而設立的政府性基金，2012年5月21日，財政部、環境保護部、國家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海關總署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辦法》，使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從此有法可依。
為合理引導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加快提升行業技術水平與整體效率，根據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成本和收益變化情況，相關部委對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標準進行了調整。
新的補貼標準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以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引導行業健康發展，均衡拆解處理產品結構，對行業升級、發展起到積極地促進作用，同時也發現了一些新的問題。
日前，本刊就此對中國電子裝備技術開發協會秘書長唐愛軍進行了專訪。
行業發展更趨合理
2015年11月26日，財政部、環保部、發改委和工信部聯合發布的新版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補貼標準，對廢棄電視機和微型計算機的基金補貼標準略有下調，其中電視機從統一標準的85元/臺，調整為按規格劃分的60元/臺或70元/臺，而對廢棄房間空調器的補貼標準則從之前的35元/臺，上調到130元/臺，有極大幅度提高。
此外，臺式微型計算機（含主機和顯示器）、主機顯示器一體形式的臺式微型計算機、便攜式微型計算機補貼標準為70元/臺；平板電腦、掌上電腦補貼標準另行制定。
單桶洗衣機、脫水機（3公斤<干衣量≤10公斤）補貼標準為35元/臺；輪式全自動洗衣機、滾筒式全自動洗衣機（3公斤<干衣量≤10公斤）為45元/臺；干衣量≤3公斤的洗衣機不予補貼。
冷藏冷凍箱（柜）、冷凍箱（柜）、冷藏箱（柜）（50升≤容積≤500升）的補貼標準為80元/臺；容積<50升的電冰箱不予補貼。
截至目前，新版基金補貼標準實施已近一年，行業發展基本是按調整思路的設計初衷積極發展。
就此唐愛軍指出，基金動態調整，補貼標準有升有降。國家對補貼標準的調整，在某種意義上說，已明示并指引了拆解處理企業關注產品的重點，為企業拆解處理產品結構指明了方向。
2016年上半年，全國具有資質的拆解處理企業共拆解處理“四機一腦”3222.8萬臺（套），較去年同期的3460.6萬臺，略有下降，降幅為6.9%。回收處理總量雖然變化微小，但與去年同期相比拆解處理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種類分布則發生了較大地變化，從具體品類看，在五品類產品中僅電視機拆解處理量同比負增長，同比-30.7%；2015年1~6月電視機拆解數量占比為74.4%，今年則為55.3%，占比下降了19.1個百分點，1~9月的平均占比也一直穩定在55%左右。
“長期以來電視機一直都是大家關注的重點，經常有生產企業在抱怨，為什么我們交的是電腦、冰箱、洗衣機的錢，最后受到補貼的卻大多是電視機？”
唐愛軍表示，過去由于電視機補貼標準統一、拆解處理電視機獲利空間較大，處理企業甚至通過競買方式回收，致使產品回收價格嚴重偏離價值，價格畸高。此次通過電視機按規格下調標準，減少企業獲利空間，合理引導回收價格回歸理性，效果顯著。
“在中國的電器電子產品市場中，電視機的保有量與廢棄量都是最大的，也一直是廢家電回收處理品種中當之無愧的‘龍頭老大’，在第一年開始實施補貼的2012年，占比一度達到驚人的將近96%，此后其比重雖逐年有所下降，但2015年的占比仍然高達70%。”
與此同時，房間空調器、洗衣機、電冰箱和計算機拆解處理量同比增長，其中補貼標準上調的房間空調器拆解處理量暴增逾10倍、從既往的0.2%至2.4%強，雖然占比仍然較小，但增幅是所有廢電中最大的。
此外，電腦的市場占比也已經提高到將近18%，而既往的年份則基本穩定在10~11%之間；電冰箱由4%提高到7.91%，洗衣機由8%增加到16.8%強，基本都實現了倍增：“以往空調每年的回收處理總量不過10萬臺（套），今年上半年已經超過了60萬臺（套）。”
就此她特別指出，這些變化的出現正是由于基金政策調整驅動所致：“此次出臺的基金動態調整機制成效非常好，而且對規范行業發展起到了良好地促進作用。”
“在廢家電回收處理總量基本持平的情況下，各主要產品的回收處理比例發生了可喜的變化，已經在開始化解單一基金標準帶來的行業產品結構不均衡的發展矛盾，表明國家的基金動態調整機制是有效的、合理的，達到了預期設立的效果。”
事實上，基金動態調整機制設置的本意便是要調整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的種類及比例——尤其是電視機，此次基金補貼標準調整，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調整了廢家電回收處理的結構，使各品類處理產品配置更為走向均衡、合理。
即便如此，唐愛軍認為在未來相當時間業內仍將以CRT彩色電視機處理為主，同時液晶電視機也由于陸續開始進入淘汰換新期而進入拆解企業；而洗衣機、冰箱、房間空調器由于體積大、重量沉而不易長途運輸，因而建議當地產生、當地處理。
就此她強調，企業發展應具備前瞻性的眼光，從技術創新、回收模式等多方面提前研究、布局：“這就需要企業認清自己的核心競爭力，盡量爭取適合自己企業的產品和技術，從而提高企業效益。”
“企業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處理企業會根據產品基金補貼標準帶來的利潤大小，選擇適合企業自身實際情況的產品著重回收處理。”
她指出，相較而言此次基金調整總體上小規模企業的生產經營受影響較大，而集團企業則呈穩步增長：“此次調整符合現階段發展狀況，標準修訂較為合理，但將會導致行業市場結構出現重大調整。”
“統計顯示，年處理規模在50萬臺以下的企業增速低于全國水平。由于一些小規模拆解企業的拆解重點為小規格產品，在降低補貼標準后，這些企業可能面臨經營風險。”
唐愛軍就此表示，實踐顯示，廢家電回收處理行業需要有更多大企業與龍頭企業的引領：“無論從資金的實力、對政策的把握、技術的創新、還是可持續經營的能力，大企業都是行業的中堅力量。”
事實上，由于大企業所承擔的責任更多，很多時候即便是虧本也需保持正常地生產，因此從經濟角度來看，大企業或許不及中小企業的盈利能力強，但從業務的保障能力、行業的穩定性而言，大企業的作用卻是無可替代的。
一直以來，廢家電處理行業最大的13家集團企業為行業的增長做了較大貢獻，不僅為行業的發展保駕護航，而且也是名至實歸的行業發展領航者，其中排名最前的中國再生資源開發有限公司、桑德再生資源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三家上市公司所占市場份額超過41%，中國廢家電回收處理行業已經進入三足鼎立的“三國時代”。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13家集團公司實際總拆解量的占比略有下降，由既往的65%降至9月底的60%左右。
其中，中再生一家獨大，占比16%強；桑德再生后來居上，以略高于12%的占比力壓格林美而暫居第二，格林美以11.98%的市場份額屈居第三。
近年桑德再生集團的增長速度與幅度都最為迅猛，業務增幅堪稱空前。但其雖然拆解資質總量已位居全國第一、且實際拆解量增速最快，卻因并購企業需要整合、產能受限而未能于拆解總量超越中再生，然仍不失為本年度業內最后一匹超級“黑馬”。
格林美雖也增長平穩，但仍惜敗于桑德再生大手筆的擴張并購之下。然而格林美的多元化深加工優勢和市場化的回收渠道不容小覷，未來三巨頭的競爭態勢值得行業內外共同拭目以待。
就此唐愛軍認為，雖然13家集團前三季度所占市場份額有所下降，但仍屬合理范疇：“首先，就廢家電回收處理行業、乃至再生資源行業而言，季節性的生產變化已是常態。如每年的一季度都因企業資金回籠、春節等因素的影響而成為淡季，拆解量也是全年中最少的，這與行業的勞動密集型特點相關。”
“其次，與其他行業相比，廢家電回收處理行業的大企業偏少、甚至是太少，更多的是中小型企業，他們比大企業更容易受到季節、用工、資金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在一季度的回收量也是最低的，在此階段生產穩定的13家集團公司市場份額通常便會增加至70%左右。”
“目前13家集團公司的市場份額雖然下降，但市場的總量卻并沒有明顯的變化，充分說明正是由于中小企業在下半年開始發力而稀釋了大集團所占比例，但就行業整體而言是穩定的，全年或還將有小幅的增長。”
相比于13家集團公司，受市場影響的企業數量隨企業規模減小而增多，其中尤以小規模企業受市場影響最大。
唐愛軍認為，這種狀況應該與當前國內經濟持續低迷總體下行、尤其是受宏觀經濟增速放緩、大宗商品價格波動、處理基金補貼下撥周期拉長，以及處理企業對廢家電產品的“競買”影響所導致的企業成本上升、利潤下降有著直接的關系。
“經濟增速回落所導致的經營環境惡化，以及用來扶持行業發展的補貼基金遲遲未下撥，致使企業的資金緊張，現金流減少，尤其中、小企業的經營更為舉步維艱，進而導致整個行業的回收量也符合市場規律地下降。”
她就此指出，目前，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行業最大的問題是回收，這個領域既沒有門檻限制、也沒有政策的扶持，而這個市場更多地掌握在大量地個體經營者手中，在這個領域，回收處理企業無論是大集團、還是小企業都需要用真金白銀來說話，即便是大集團也基本沒有多少特別的優勢。
事實上，在廢家電回收處理領域，企業其實是受制于那些產業前端的回收“黃牛”。唐愛軍認為，這更多也是一種市場的機制在起作用。
“這個市場非常的奇怪，只要一說漲價，全國的廢家電回收價格幾乎立刻便得以統一，比政府出臺什么政策都更為立竿見影，拆解處理企業幾乎完全沒有議價權，在這場博弈中幾乎每次都是以完敗收場。”
但事情也已在開始發生改變：8月26日，由桑德再生旗下互聯網平臺易再生聯合中國物資再生協會電子產品回收利用分會共同編制的“易再生廢家電價格指數”正式對外發布，這是再生資源行業首次由行業龍頭企業主導推出的價格指數，旨在客觀反映國內電廢拆解企業采購廢家電價格變動概貌和運行狀況。
而就在易再生廢家電價格指數發布當日，桑德再生便聯合其它主要電廢企業據其統一下調了國內廢家電回收價格，開創了首次以龍頭企業牽頭主導市場價格大幅調整的先河，整個行業為之震動。
不過，無論是基金政策的調整、還是各大集團的反擊，就目前來看，雖然品種占比有所變化，但截至9月的廢電整體回收處理數據與去年同期幾乎持平，而且年內數據也不會有太多的意外與驚喜。
就此唐愛軍指出，每年最后一個季度的3個月是所有回收處理企業的“發力期”，此前回收不力停工企業也需要“搶量”，以此來保證自己的拆解資質不被取消——財綜[2013]110號文件規定“自2014年起，各類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年實際拆解處理量低于許可處理能力的20%的，取消給予基金補貼的資格”。因此4季度與往年相比預計不會有太大的變數。
“每年四季度所有的廢電回收價格之所以會出現季節性增高，是由于近年來的回收價格增長較快、且國家補貼資金遲遲不到位所致，拆解企業不僅資金緊張，而且越做越虧，于是小企業只能在前9個月有意地放慢、甚至暫停拆解、解雇工人以節約成本，在這最后的3個月內又不得不將不足的量‘搶’回來。”
但她也透露，截止到10月，全國仍有10家左右資質企業尚未開工，廣東一家第一批獲得拆解資質的企業，甚至始終都從沒有進行過生產。
與此同時她也坦承，雖然壓力極大，但業內企業對行業未來的發展仍然看好，迄今為止并沒有起意要退出行業的資質企業：“愿意合作、甚至被兼并的企業開始見多，但準備放棄資質的企業則還一家都沒有。”
唐愛軍表示，分析基金改革以來的這些數據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結論：“截止目前，業內仍沒有明顯地感覺到“四機一腦”總回收處理量的拐點，因為近年的年回收處理總量都穩定在7500萬臺（套）左右而沒有明顯的下降趨勢；而今年的總量預計雖有可能小幅下降，但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行業發展問題與建議
客觀而言，歷經多年發展的中國廢家電處理管理制度設計相對科學與規范，出臺和制定了諸多地法律、法規，行業的發展也很迅猛，所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對國內、國際都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事實上，最初這個新生的行業曾經只有4家試點企業，每家企業的年拆解能力也不過僅有數十萬臺，但現在已發展到109家資質企業——在8年多的時間內完成了國外接近20年的發展歷程。
從2012到2015年條例執行以來，共有5批109家處理企業列入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基金補貼企業名單，“四機一腦”年處理能力達到1.41億臺，回收總量超過2億臺，拆解總量約1.95億臺。
據聯合國大學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規范回收處理率達到28%，僅次于歐盟，超過日本、美國，成為全球發展最快、發展中國家最成功的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體系。
“中國在廢棄電器電子產品的管理制度上實現了彎道超車，并且汲取了國外先行者許多寶貴的經驗與教訓——最大的經驗包括生產者責任延伸與基金化管理，而最大的教訓是在發展過程中發生的那些偏頗如基金池不足等問題。”
“我們由此從源頭開始嚴格管理，環保部推出的資質許可、審核指南、拆解指南等一系列的管理文件，也正是基于對這些經驗、教訓的理解、吸收與應用。”唐愛軍說：“就此而言，中國的政策設計要比國外的更為先進。”
事實上，即便是已經有20多年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經驗的日本，現在也已然在開始學習中國的經驗，他們也在“回頭看”。
日本的廢家電處理體系不同于歐美國家，強調并執行消費者付費，電器電子產品報廢后，消費者不但需要自費將產品寄回處理商，并且需要支付處理費——私自扔掉是違法的。
“他們也在對不同的制度進行比較與分析——其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與消費者付費制在本質上都是由消費者承擔，兩者的區別僅在于前者是生產企業和進口商替消費者先行繳付了這筆費用、并且被作為成本已計算到產品的售價中，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就完成了繳費的責任；而消費者付費制是在產品報廢的時候消費者再實際支付，時間點上有所差異。”
“就此而言，中、日兩國的廢家電處理政策在費用承擔的本質上并無不同，但中國的政策相對更為方便——由生產者在銷售和進口環節便已直接繳納、而不是由每一個消費者自己去做這些事情。”
唐愛軍指出，相對于日本的政策，中國的方案更為適合于中國這個地域與人口大國的實際情況：“若實行消費者付費制，不僅消費者增添了許多的麻煩，政府的管理成本也會被無限放大——這也正是日本開始認同中國模式的原因所在。”
“近些年國際機構對中國報廢的電子廢棄物產生環境危害的詬病逐漸減少，也正是因為他們看到、并認可了中國政府在此領域的努力與作為——正如習大大所言，我們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以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這個小小的行業為例，國內各級政府機構、行業主管部門的努力和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行業對環境和資源的貢獻就是其中一個普通的縮影。”
就此她強調，被視為中國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行業“上位法”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551號）及《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辦法》（財綜〔2012〕34號），對行業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不可替代的促進作用。
“從實踐的結果來看，如果沒有這兩部法律和法規，行業就不可能發展到今天。”唐愛軍進而指出，雖然各有所長，但所有這些法律、法規卻缺少一個總體的頂層設計框架。
“我們現在更多地是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還屢屢出現‘一個企業感冒，全行業跟著吃藥’、一個企業出現問題、全行業都面臨被審查的可能。”
她說：“在行業發展的初期階段，要想保證行業的健康、穩定發展，從嚴管理是必須的；但從另一角度來看，則凸顯各部門間依然缺乏系統化的協調機制。”
就此她認為，在制定廢家電領域、乃至于國家的任何產業政策時，都一定要有頂層設計：“造成目前現狀雖然有諸多主、客觀的原因，但也充分顯示出國家所制定的政策還不夠系統化。”
“我國的產業政策不是不好、而是很好。”唐愛軍說：“我參與了制定政策中行業測算、征求意見等相關工作，才知道原來制定政策這件事情竟然這么難；原本以為只需按成本核算、有多少算多少，然后直接上報就好，但問題卻真的沒有這么簡單。”
“主管部門所需考慮的是全國統籌：廢家電產品拆解處理與產品生產企業的關系，生產企業的負擔能力、生產計劃的安排、未來可能產生的基金的收入及支出的匹配，以及市場由此而產生的變化等相互關聯方等各個方面，越深入了解、越深入研究、越深入思考，越是感覺自己所知越少，就越是感覺到千頭萬緒，每每最后甚至都要產生即將崩潰的感覺。”
就此她感慨，正是因為實際地參與了這些工作，因而也才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了政府由制定、到出臺一項政策是有多么地困難。
“要深入地調研，要協調與平衡政策、行業、企業間的方方面面，以及各個方面的利益關系——行業內、甚至行業外的，這是一個無比復雜的系統工程。”
事實上，唐愛軍參與了包括基金政策在內的、與行業相關的所有政策、法規的研究、起草工作——如基金的許多數據測算等正是由協會所承擔的；見證了中國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行業的從無到有、從小到大。
“每一條款為什么會是現在的這種表述，都是經過了許許多多地專家、學者進行過無數深入、細致地研究與反反復復地斟酌后才得以確定的。”
她說：“目前中國產業政策的大方向沒有錯，發現問題也并不可怕。產業政策不斷地發生變化是對的，不變才是錯的——任何一個產業政策在已經執行了6年之后、如果還沒有發現問題，那才是真的有問題。”
唐愛軍指出，目前最大的問題不是政策制定本身、而是相關配套措施的盡早出臺，以及執行問題：“截至10月，整個產業的所有企業已經有23個月沒有領到一分錢的基金補貼，企業已經到了難以維系、甚至即將崩潰的邊緣。”
她建議，如果能從各個政策之間進行一種資源的整合與配置，政策執行與體現出的效率都會更高，效果也會更好。
她認為，行業的發展是極有潛力的：“目前國內廢家電拆解行業中的已獲得相關資質企業有109家，看起來似乎很多，但與臺灣現有的13家拆解企業相比，那不僅是不多、反而還有些太少。”
針對行業企業“吃不飽”的現狀她指出，其根源并非在于從業企業太多、而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國內的消費及報廢理念都有待于進一步地提高。我一直在向相關部委建議，應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更多地讓普通大眾改變一些既有的、陳舊的觀念。”
在中國民眾的心目中，廢品從來都是要拿來換錢的，更不要說還要讓自己掏錢來處置這些能夠換錢的廢家電產品以解決其帶來的環境風險問題，這方面的意識還遠遠地不夠普及。
“其次是國內的回收體系建設尚不健全。在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領域，企業甚至還需‘競價’來做回收。”
在2012年7月1日基金補貼制度正式出臺之前，一臺老式21英寸電視機的市場回收價是40~43元，而在2015年拼殺最為瘋狂時曾經高達100元之多。
唐愛軍指出，產品的價格是由其價值所決定的，當價格嚴重地背離價值時，一定是有其他原因所造成的。2015年的“電視機大戰”，便是由當時的市場供需關系變化所引發的，而這也反映了國內回收體系的不完善，在這個領域還有許多的細化工作需要去做。
“另一個方面是基金補貼的品種太少，此前只有‘四機一腦’5個品種，直到今年3月1日才確認擴充至14個品種并開始執行，但直到目前為止，相關的細則、配套的辦法等任何的落地措施都還沒有出臺，因此這新增的9個品種也還遲遲沒有能夠進入到正規回收體系中來。”
“僅有政策而沒有落地的平臺，整個政策就是一紙空文；僅有企業去做、而沒有政策的引導，企業發展方向可能跑偏，或因不盈利也無法可持續發展下去。”
就此唐愛軍強調，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行業的公益性、環保性、社會性要遠大于其經濟效益，就此而言，離開政策的支持，整個行業幾乎是寸步難行，因此一定要有政策的引導，還要有一定的市場激勵機制，以及龍頭企業所發揮的引領性作用，才會保證整個行業穩定地、健康地發展。
此外她特別呼吁，即使在近期仍難以放開廢棄電器電子產品的進口，但至少可以先行禁止國內的中、高值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出口或者少出口：“比如廢棄電腦板屬于中值產品，而手機主板則是實實在在地高值產品，其稀貴金屬含量遠遠超過了所有的原生金屬礦。”
她指出，現今中國法律、法規的完善與企業的技術進步，都足以支持現階段在國內處理這些寶貴的再生資源：“所有的再生資源都具有資源與環保雙重屬性，不能打著環保的旗號因噎廢食，而最為重要的是我們已經完全具有這個能力。”
“除少數品種外，目前幾乎包括所有目錄內的廢棄電器電子產品的回收渠道都來源于灰色地帶的社會回收，事實證明僅靠市場的經濟杠桿來做調節已經不起作用，因此也還是要靠政策引導，讓所有的這些產品都能夠回歸到正規的回收處理體系中來，推動行業的健康發展。”
事實上，在世界各國廢棄電器電子產品的回收都是一個政策性行業，從最早開始實施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的歐洲、到執行消費者付費的日本，乃至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無一例外，由此也可見產業政策對于行業的重要性。
中國也不例外。如果沒有國家的政策、資金支持，節能環保產業在市場環境下便也必然會虧損，而企業如果沒有生存的基礎，是不可能得到發展的，在這樣的條件下僅靠企業是不可能使相關產業得以發展壯大的。
“對于任何行業而言，如果沒有盈利的空間，行業就不可能得以發展。因此，節能環保領域更需要國家產業政策、以及政策體系的推動。”
唐愛軍說：“就此而言，政府應該更好地作為，而且也必然能夠做到更好。”
唐愛軍，中國電子裝備技術開發協會秘書長、中國再生資源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副理事長、上海第二工業大學環境工程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
有十幾年的再生資源行業的從業經歷，對再生資源行業的回收、處理、利用等環節有豐富的技術及管理經驗。熟悉國家產業政策、區域性行業發展現狀及產業特點。受財政部、商務部的委托，獨立承擔并組織了全國范圍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試點城市、區域性大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基地的評審工作，協助財政部、商務部、環保部、工信部落實相關的扶持政策。
負責及承擔的國家部委主要課題有：
財政部《支持服務業發展的財政政策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年）第三撰寫人；商務部《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管理辦法》（2010年）第一撰寫人；環保部《中國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基金研究》（中國市場出版社2010年）第一撰寫人；發展改革委《全國循環經濟發展規劃（2011-2015）》“十二五”再生資源回收體系建設研究（2011年）第一撰寫人。
《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相關政策及補貼標準研究主要參與人；發展改革委《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目錄評估與調整》（目錄實施情況抽查與調研工作和召開目錄及相關政策培訓會兩個執行類子課題)（2013年）。
工信部《廢舊鉛酸蓄電池回收處理基金化管理機制研究》課題（2013年）第一撰寫人；發展改革委《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行業年度報告（2013年版）》、《目錄新增產品基金征收和補貼政策研究——信息技術和電子通信產品》、《海峽兩岸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制度及實施比較研究》課題（2014年）課題負責人；發展改革委《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年度報告（2014年版）》、《基金補貼費率與市場價值平衡點研究》課題負責人；環保部固管中心《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配套政策研究（廢舊移動通信手持機、電話單機》—課題負責人；財政部《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2015年版）補貼標準調整方案主要起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