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類三大瓶頸待破 市場化運作形成三方共贏
隨著城市化規模持續擴大，經濟發展高速增長，我國固廢處理市場空間巨大。近年來，在政策的引導下，固廢處理技術不斷提高。但是，垃圾分類作為固廢處理的重要環節之一，仍需進一步完善。
業內預計，到2020年，我國垃圾分類市場當量釋放將超過200億元。
垃圾分類是一個新興市場，真正進入該領域的環保企業并不多。垃圾分類問題是當下制約我國環保事業的瓶頸之一，也是造成環境污染、資源循環利用困難的一大因素。
以北京為例，城市生活垃圾中可回收部分多達21.2%，因缺乏有效分類，真正回收利用部分不到5%，其余的垃圾都被運到垃圾處理廠填埋或焚燒，即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又產生二次污染。
近年來，政府、學界和業界一直在關注、研究和推動垃圾分類，但中央提出從制度上解決還是第一次。日前，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發布，要求在全國46個城市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35%以上。
國家對垃圾分類問題的重視，直接受益的是環保產業，垃圾分類項目開始成為一個新興市場，個別先知先覺的環保企業如啟迪桑德，已經率先布局垃圾分類市場。
據統計，垃圾分類戶均年服務費，北京98元/戶/年，成都128元/戶/年，江蘇162元/戶/年，全國平均約133元/戶/年。目前市場規模雖然整體不足10億，隨著國家對垃圾分類制度的深入推進和配套措施的跟進，以及市場的發展，文一波預計，到2020年，僅46個試點城市的垃圾分類市場規模即可達160億，而全國遠期市場規模可超過600億元。
垃圾分類的市場盤子很大，多年來，從國家到地方，甚至中小學的課堂上，在理論上、技術上，我們一直在宣講垃圾分類的重要性，培育大眾進行垃圾分類的環保意識和習慣，而結果花了很多錢，效果很不理想，依然沒有從源頭解決分類問題。垃圾分類問題可謂是個頑疾，在垃圾分類市場要想攻城略地，倒逼政府和環保企業必須拿出高水平的策略和手段。
啟迪桑德董事長文一波認為，推行垃圾分類，依靠居民提高環保意識或政府強制都不可行，必須通過市場化的方式。例如，桑德集團在安徽進行過試點，每個社區設立一個垃圾分類亭，由2名專門的工作人員來做垃圾分類，他們同時兼職負責這個社區的快遞收發，垃圾分類亭還有大屏幕廣告，每年的廣告費收入有10萬元，用這些錢就能養活這兩名工人。通過這種市場化的方式，能夠讓垃圾分類“運行起來”。
居民在家提前把垃圾做好分類，環保公司在社區安置的工作人員對送來的各種垃圾稱量，根據重量兌換積分，而居民獲取的積分可以用來換取各種生活用品。企業收集來的各類垃圾，再根據性質進行循環利用。
市場化運作垃圾分類，給企業帶來了利潤，也讓居民得到有償反饋，又減輕了環境壓力，形成三方共贏。
文一波說：“目前已經基本形成共識，垃圾分類也要市場化。我認為，未來垃圾分類要以市場化為主導，政府積極參與引導和提供政策支持，這樣就可以持續。”
他認為，垃圾分類是一個產業鏈，包括垃圾桶、垃圾箱、廢品回收的這些專用設施，產業鏈加工下來，已經不是簡單的服務費。因此，文一波表示，垃圾分類行業到2020年左右，市場規模達到200億以上完全可能，未來可能會更大。
作為一個新誕生的市場，垃圾分類市場化面臨一些先天不足。一是主體權責問題。居民、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社區居(村)委會、第三方企業、政府的權責關系不清，對生產廠商追責困難。由于垃圾產生者歸屬不同部門、行業管理，即使對于占比大且回收利用較困難的廢棄物，垃圾管理部門也難于追溯和追責其生產廠商。
二是政出多門。不同類別垃圾由不同的政府部門管理，如再生資源由經貿部門管理，工業垃圾和有害垃圾由環保部門管理，農村垃圾由農業部門管理，生活垃圾由建設部門管理等，體制分割導致垃圾管理不到位。
三是法律、經濟手段仍需加強。地方城市立法權利、稅收等經濟工具有限，垃圾分類服務難以資本化計算，地方財政重末端處理、輕視源頭減量和排放控制，導致第三方參與的利益驅動力不足。
因此，垃圾分類市場化需體制改革。專家、居民、業界的一致看法是：改革現有的垃圾管理體制(而不是僅僅改革垃圾處理費管理模式)，實行政企分開，給特許經營企業“松綁”，恪守“政府引導而非主導、企業運作、街道組織、人人參與”的城市廢棄物處理工作機制。
城管委的職能是搞規劃與監督，與垃圾處理企業集團簽訂發包合同;企業負責垃圾處理，包括全過程運作，從分類、收集、消納，轉化為再生資源等。政府要將垃圾轉化為資源的經濟收益全部歸企業所有，不與企業爭利。
同時，政府以優惠的方式給垃圾收集企業提供土地。現有環衛工人及其管理人員，在政府主管部門的指導下，可自愿組織成分類管理垃圾的企業，經培訓后參加招標獲得垃圾分類管理經營權，他們的工資，由企業發放。